各级党组织的艰苦斗争

1930年12月24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控下，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王明（陈绍禹）代理中共江南省委书记。1931年1月中旬，江苏省委恢复，王明仍为书记。

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照搬苏联经验，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内的“进攻路线”，仍然主张“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省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主张实际上比李立三更“左”。在组织上，王明打着“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活动，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改造，撤换并打击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干部。他首先打击在江苏省委中坚持抵制“左”倾错误的何孟雄，攻击何孟雄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以组织名义压制何孟雄等人的不同意见。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混乱，党内也出现了一些分裂活动。在与党内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王明在江苏党组织内趁机打击何孟雄，还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深入到各级支部当中去。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推行不力的常熟、镇江、苏州等地党组织受到省委严厉批评。1月17日，由于叛徒告密，与王明进行坚决斗争的何孟雄和党的一批干部在上海被捕。2月7日，牺牲于龙华。

1931年6月，王明离开江苏省委。王云程接任江苏省委书记，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方针。在城市，凡遇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即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举行飞行集会。1932年7月17日，省委在上海共和大戏院召开全省“反帝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会场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当场捕去88人，后又捕去7人，全案共95人先后被押送南京。萧万才、柳日均等13人被杀害于雨花台，温济泽等70余人被判刑，史称“共舞台案”。

在农村，省委要求发动农民暴动。1932年4月，中共长淮特委和盱眙县委在苏皖交界的西高庙地区举行武装暴动并组建红军游击队。武飞任司令员，李桂五任副司令员。省委无视游击队刚刚建立、力量微薄的事实，要求他们“向西南方向发展，截击津浦路”，以牵制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配合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省委还要求红军游击队像其他苏区一样，开展“肃反工作”，对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中间派别进行无情斗争，这又导致新成立的游击队陷入孤立的境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安徽省政府和地方武装联合绞杀下，游击队被打散，李桂五等壮烈牺牲。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在东海、睢宁、铜山、淮阴等地发动的一系列农民暴动先后失败。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因在上海难以立足迁入中央苏区，另在上海成立中央局。5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江苏省委书记章汉夫、省委军委负责人陶铸被捕。1934年3月，省委宣传部长李默农、省委书记孔二、省委组织部长李抱一等先后被捕，省委机关又一次遭到大破坏。6月26日，江苏省委和全总党团机关再一次遭重大破坏，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江苏省委临时负责人赵立人、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等重要干部10多人被捕。此后，继任中央局书记盛忠亮也被捕。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后相继叛变，给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造成严重损失。至此，省委机关因迭遭破坏，机关残缺不全，很难开展活动。1934年9月，全省党员仅存475名，其中大部分在上海。1935年1月，省委又遭破坏，被迫停止活动，同各地的组织关系也随之中断。

由于组织不断遭到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或被反动派杀害。据一些极不完全的资料记载，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江苏省委和省委工作部门负责人被捕的计20余人，其中牺牲的省委书记和省委常委就有10多人。1930年4月至9月，有3130人被杀害，1480人被捕。1933年秋至1934年，遇难、被捕者为685人。

疾风知劲草。江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屠杀暴行，前赴后继，英勇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监狱、法庭、刑场等特殊战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他们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浩然正气永存史册。

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并曾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的罗登贤，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4月初被押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对他用尽酷刑，往鼻孔里灌煤油，用钢针刺手指，用大杠压断他的双腿，最后用了电刑，但什么也没得到。牺牲前，他留下的遗言是：“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

邓中夏也曾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后也被押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抓住他被王明一伙“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事实，进行挑拨离间。邓中夏厉声驳斥：“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你有什么权利过问？我倒要问问你：害杨梅大疮到了第三期的不可救药的人，是不是有资格去嘲笑那些偶尔伤风感冒的人！”邓中夏不久亦慷慨就义。

省委组织部长黄励在上海被捕后，曾作为重要政治犯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女牢。起初，敌人对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抱有希望，因而格外“优待”她。黄励充分利用这点有限的“自由”，把从报纸上和敌人劝降时得到的党和红军的消息，及时传递给周围的难友，以鼓舞大家的斗志；把敌人“优待”给她的食品分送给生病的难友；她还教难友们唱《国际歌》和《马赛曲》。敌人见软化不了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终于图穷匕见，将她杀害。

省委妇女部长帅孟奇和钱瑛、夏之栩、耿建华、何宝珍等80多名女政治犯，曾先后被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从1932年到1935年，女政治犯们为反对监狱对政治犯的非人待遇和声援被虐待的战友，进行了5次绝食斗争。他们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不少人呕吐、昏倒，但都坚持到最后胜利。时间最长的一次绝食斗争竟达7天之久。

雨花台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最多的地方，无数革命先烈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其中知名的除罗登贤、邓中夏、黄励等外，还有原江苏省委书记许包野、团省委巡视员史砚芬、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江苏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的姚佐唐、南京市行委书记李济平、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共青团无锡中心县委书记郭纲琳等。

镇江的北固山同南京的雨花台一样，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刑场。原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曾任镇江、松江县委书记的袁世钊，涟水县委书记吴长来，常熟县委书记颜辉，泗阳县委书记孙耀宗等，都是在这里英勇牺牲的。无锡城区区委书记冯金妹怀孕已四个月，敌人迫不及待地将她杀害。她在刑场上任凭敌人打骂立而不跪，表现了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崇高精神。

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扑灭不了遍布江苏大地的革命火种，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和党员仍然坚持斗争。1933年8月，中共徐州特委机关遭破坏后，郭子化领导的枣庄矿区工委同上级失去联系。郭子化等共产党人一方面巩固和发展以枣庄为中心的党的工作，一方面联络沛县、邳县、萧县、铜山等地失去关系的党员。1935年2月，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郭子化为书记的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成立。特委认真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积极慎重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作为首要任务。特委还提出了以“职业为掩护”、积小胜为大胜的活动方式，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群众斗争。

经过特委的艰苦努力，苏鲁边区各地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工作范围包括枣庄矿区、山东峄县、费县、临沂及沛县等地。此外，特委和永城、邳县、泗县等地党组织遭破坏后隐蔽下来的党员也取得了联系。1935年底，根据工作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称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成为江苏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地方党组织。

来源：《中共江苏地方简史》（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