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和投身大革命洪流
在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共江苏地方党组织诞生了。江苏党组织一经诞生,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领导工农运动,和国民党进行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在江苏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大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遭到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五四运动在江苏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殊权益等要求,遭到与会列强的拒绝。与会列强还同意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中国代表对此提出抗议,但是,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竟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斗争为先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爆发。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学生的爱国行动却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被捕学生32人。
消息传来,群情激愤,江苏人民声援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怒潮迅速席卷全省。5月6日,江苏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鸡鸣寺召开会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并决定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9日上午,南京大中学生6000余人齐集小营操场,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工商界亦派代表参加。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钟叔进、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陶行知等先后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号召大家做北京学生的后盾。接着,学生整队游行。游行队伍举着“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等标语,一边高呼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呼吁群众团结起来,反抗外侮,共诛国贼,齐雪国耻。苏州、扬州等城市的学生也闻风而动,迅速集会游行,通电呼吁。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浪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各界群众纷纷发通电,召开国民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常州、无锡、太仓、南通、淮安、宿迁、镇江等地也都相继举行了规模在千人以上的集会游行。
为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始组织起来,坚持长期斗争。5月10日,苏州中等以上学校2500名学生与中小学校教职员,组织了苏州学界联合会。5月13日,南京2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推举代表75人,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南通、扬州、常州、无锡、镇江、淮阴及许多县城,也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6月16日,全国各地学生在上海召开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江苏代表14人参加会议。除学生联合会外,当时还有为抵制日货而组织的中华救国十人团、劝用国货团、中国国货维持会等,其他如商界爱国团、工人救国团、女学生救国团、商学爱国团等群众自发组织相继成立,充分表现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
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接连对北京爱国学生进行大逮捕。为抗议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爱国学生,江苏各地陆续开展了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大中学生纷纷罢课。6日起,南京全城罢市。7日,镇江商界一致罢市。8日,苏州各商店自行闭门。其他县城和较大集镇均相继罢市。
这时,工人阶级作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6月7日,南京下关、浦口码头工人罢工,水陆物资停止起卸。城区工厂工人、人力车工人、航运工人相继罢工。津浦铁路司机也举行了同盟罢工。苏州苏纶纱厂和一批丝厂工人一致同盟罢工,初步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江苏军阀当局对人民群众的爱国行动极端恐惧,公开镇压“三罢”运动。6月7日,南京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强迫店铺开门营业,打伤拒绝开门的商民,刺伤在下关维持秩序的学生28人,逮捕数十人。当局的暴行激起人民的公愤。8日,南京各界举行了万人抗暴游行,要求严惩凶手,抚恤受伤学生。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进一步唤醒了江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意识,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苏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江苏的传播。青年知识分子开始广泛阅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杂志。《新青年》《星期评论》等进步刊物在江苏知识界广为传播。各种新社团纷纷破土而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等。这些社团,尽管其政治主张不同,但是都有一定的进步性,他们纷纷创办刊物,扩大影响。《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南京学联创办的刊物,该刊主要报道江苏及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批判旧制度、旧道德,介绍新思潮。这一时期,江苏出版的进步刊物还有《宁声》《少年社会》周刊、《少年世界》月刊、《妇女评论》《赤潮》等,这些刊物均不同程度地刊载了介绍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江苏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张闻天起了重要作用。张闻天是江苏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1917年秋到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五四运动期间,他成为学生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主要撰稿人。他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人类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当代的社会问题,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铲除士大夫阶级”,即推翻封建统治阶级。关于革命的动力,他认为应当是“劳农界人”。文章的末尾还全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社会问题》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在江苏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员杨贤江在1920年春夏之间发起组织了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联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先进知识分子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一些人开始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深入到工人中进行社会调查,启发工人的觉悟,动员工人起来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浦镇机厂工人王荷波,陇海铁路铜山(徐州)站工人姚佐唐、王弼,沪宁铁路工人孙津川等人为其中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对,江苏军阀当局明令严防“新思潮”,禁止“过激主义”,查封进步刊物。然而,革命的真理不是武力所能扑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日益引起渴望改造中国社会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共鸣。
来源:《中共江苏地方简史》(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