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是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形象与竞争力、推动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理念。我国从2004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定程序起，至2018年10月，已有165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森林城市建设不仅重视森林覆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数量型指标，更重视森林健康、公共休闲、生态文化等质量型指标，强调自然与人文相结合、历史文化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相交融，打造以近自然森林为主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森林城市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国各地创建森林城市热情高涨，也反映出老百姓对生态文明的迫切需求。

　　已获得森林城市称号的地方，是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老百姓能否享受到绿色发展带来的生态福利？创建之时走过哪些弯路？建成之后还存在哪些短板？

　　带着这些思考，半月谈记者走访了多个森林城市，既看到森林城市建设给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也看到一些地方在“创森”过程中存在偏颇、失衡的做法。

安徽省六安市一居民小区，一只白头鹎鸟在枝头啄食嫩绿的柳絮

 　　“林中有城、城中有林”成常态

　　2019年，我国森林城市建设步入第16个年头。

　　随着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森林城市建设在定位和作用上发生质的变化。在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森林城市将在拓展区域发展空间、扩大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着力点，真正营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环境。

　　森林“进城”，城市“变绿”

　　森林城市建设是“十三五”时期林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过去几年来，我国森林城市建设在扩大国土绿化面积、改善城乡环境、构建立体生态系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城市连接乡村，国土不断“增绿”。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共计165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多地“由黑变绿”，城乡环境显著改善。经过森林城市建设，一些因为污染被称为“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改变了基本色调，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

　　在我国著名煤都徐州，曾经的几十万亩采煤塌陷区，已变成绿树成荫的生态公园。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曾充斥上百家养殖场、电镀企业，经过壮士断腕般整治，如今修建了22公里独具岭南风情的水上绿道。2009年被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名单”的山东枣庄，从2012年开始提出“生态立市”的发展理念，到2018年城区人均公园绿地超14平方米，部分区县还出台了全域旅游方案，培育运河人家、山乡人家、湿地人家和森林人家等多种品牌。

　　城内城外形成较为完备的森林生态系统。首先，通过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大力建设森林社区、森林乡镇和森林村庄，改变了城乡生态建设二元结构，消除了城乡人居环境差距。

　　其次，通过绿道、林带、水网系统建设，让城市内部更加健康。广东省珠海市近年来开展“公园之城、千里绿廊、彩色飘带、生态水网”行动，打造“水清、绿浓、园秀、城美”的生态环境。湖南省张家界市市长刘革安表示，张家界是“先姓林后姓张”，目前全市已完成生态恢复面积约45万亩，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工程，划定生态公益林共537万亩。

　　共建共享引领全民参与科学规划留住“城中山水”

　　过去几年来，森林城市建设愈发具有影响力。记者采访了解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林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显著提升，为落实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指示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机制正在形成。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张建龙介绍，“创森”城市在创建期间，建设投资总额超过4500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社会资金。目前各地已建立起多元的投融资机制，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二是通过立法让森林“扎根”。在安徽池州，当地平天湖附近有一块40.6平方公里的湿地镶嵌在市区。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吉苗告诉记者，这块湿地市值300亿元，多年前就有不少地产公司想拿下进行开发。2011年，池州通过市人大1号议案的形式，将这块土地列入非开发用地，创建平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并成立平天湖风景区，设立专门管委会，进行适度生态旅游开发。

　　三是总体设计、科学规划。张建龙介绍，森林城市建设是《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任务，原国家林业局先后发布了《关于着力开展森林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全国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2025年）》，各地也有较为完善的总体规划。

　　河北省依托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太行山绿化等重点工程开展绿化。湖南省益阳市委书记瞿海介绍，通过编制《益阳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3-2020）》《益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等规划，益阳预留了很多土地用于森林城市建设。

　　杜绝城市“千城一面”　谨防森林“只可远观”

　　我国森林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符合国情、类型丰富、特色鲜明的森林城市发展格局，初步建成6个国家级森林城市群、200个国家森林城市。但目前在区域平衡、配套政策、管理措施等方面还存在问题。

　　解决区域平衡应允许求同存异，切不可“千城一面”。中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森林城市规划处处长但新球认为，应鼓励那些底子不足的城市打造自己的森林城市。“对西北地区的城市来说，我们要看存量，更要看增量；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

　　“关键是有没有推广一种绿色理念。”但新球表示，相比“创森”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更为重要。近几年，湖南长沙通过搞“拆墙透绿”，总共向民众免费开放绿地超35万平方米。

　　通过多元化资金渠道为森林城市持续“供血”。湖南省政府2016年出台《湖南省工商资本参与林权流转管理办法》，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产业体系。鼓励林地向大户、合作社、家庭林场、龙头企业流转集中。湖南省林业局副局长吴剑波指出，与森林有关的国家政策有很多，可以考虑将它们整合起来，统一在森林城市建设中使用。同时，国家可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或设立一个引导资金，鼓励各地建设森林城市。

　　管理方式应强化“三个坚持”。张建龙指出，森林城市建设要在建设范围上坚持城乡统筹，大力推进生态建设一体化进程；在建设方式上，坚持师法自然，改变过去盲目引进非本地树种、奇花异草和大树进城，以及纯林过多和管护过度等做法；在结果取向上，坚持以人为本，有效提供公平普惠的生态福祉。尽可能方便老百姓进入森林、亲近森林、享受森林，要改变过去那种“只可远观”的绿地封闭管理模式。（记者　周勉　林超　田建川　杨丁淼）

湖北宜昌退耕还林，村民在采收板栗

　　绿色守护中的“生态困局”

　　半月谈记者在湖南、安徽、福建等地走访发现，部分地区仍面临守着绿水青山、发展举步维艰的现状。如何突围“生态困局”，走好林业精细化、产业化、现代化的绿色发展之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正在考验森林城市建设者的智慧。

　　最大困难是处理开发与保护的矛盾

　　“绿色发展，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开发与保护的矛盾。”这是记者走访森林城市时听得最多的困惑。一些地区生态基础良好、森林覆盖率很高，却“守着金银山、过着穷日子”。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生态困局”实际上是保护与发展、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的具体体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部分地区包袱重、限制多。安徽一山区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2%，“原始森林原生态、负氧离子富硒水”，石煤、石灰石等矿产资源丰富。作为集“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于一体的特殊县份，该县陆续关闭了40多座矿山企业，结果“富”了生态、“穷”了财政。群众上世纪90年代集资建的林场树木已全部成材，如今既不能砍伐也没有补偿。发展的迟缓甚至导致该地方医疗、教育人才流失，旅游、管理人才难以引进。

　　生态修复造成短期阵痛。为保护生态，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县吴田山矿区被关闭进行复垦复绿，原来矿区的3万多名工人难以安置，大多自谋出路。这类矿山及采煤沉陷区复垦复绿项目，在全国并不鲜见。长泰县副县长林清发表示，如果矿山不关，水不会清，山不会绿，也就无法吸引外来投资，重视生态环境绝对是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但短期造成的阵痛，也亟须想办法解决。

　　生态旅游“投入大、见效慢”。生态旅游是多数地区绿色发展的首选，然而旅游产业需要投入大量财力建设基础设施，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或形成良性循环。湖南省新邵县龙山林场场长刘勇介绍，每年有20多万人前来旅游，林场提供的床位十分有限，旅游配套设施严重滞后。湖南省娄底市大熊山林场已被当地纳入蚩尤文化旅游项目，林场打算在发展林下经济的同时，让部分富余人员和村民转型为导游、保洁等景区服务人员，但面临缺乏经验、缺少资金和技术等困难。

　　传统的粗放模式没有前途

　　无花果亩均收入超万元，一棵精心雕琢的罗汉松卖出20万元，废弃矿山变成湿地公园、特色小镇……多位受访者谈到，林业要实现绿色发展，传统的粗放模式没有前途，必须走精细化、产业化、现代化道路。

　　调整种植结构，推动融合发展。安徽省池州市林业局局长王枞红认为，森林城市需要及时向森林经济转型，以森林产品、森林食品、森林旅游为方向，调整种植结构。林下经济效益比砍树更高，东至县无花果种植亩均收入超万元。在福建漳州，近10多年来，荔枝效益大幅度下滑，村民们本来准备砍树，后来在政府支持下开始在荔枝树的树干上和树下种植铁皮石斛。一株荔枝树可产铁皮石斛4斤，一斤市价在2000元左右，合作社一个月销售额能达到10万元。此外，漳州市还大力发展其他苗木花卉、竹业、油茶等林下产业。

　　还有地方积极探索林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福建省三明市用红豆杉做生物医药，生产40多种抗癌药物；用无患子果肉生产高档洗涤剂、美容剂，用果仁生产生物柴油，均实现了生态经济的多重效益。

　　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湖南创新融资模式，在全国率先发行了67亿元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带动近200亿元投资，促进了土地升值、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珠三角地区针对城市扩张和环境恶化，进行生态修复，打造“森林城市群”，新建森林公园165处、湿地公园69处，推动当地旅游、渔业等产业的发展。安徽淮南利用采煤沉陷区的湖面，建成全球最大的漂浮式光伏电站，“上发电、下养鱼”，既开发了绿色能源，又解决了原来煤矿工人的就业问题。

　　善于经营才能真正实现林业惠民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更带来价值观的重塑。基层干群普遍认为，保护生态固然重要，但也不能让老百姓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苦日子，善于经营才能真正实现林业惠民。

　　——加大对薄弱地区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力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而现阶段的生态补偿手段与这一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安徽省池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夏吉苗表示，对生态基础好、财政能力弱的地区，政府和国企应主动担当;对铁路、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安排中央资金重点支持，提升产业造血功能和发展内生动力，帮助推动这些地区实现绿色发展。

　　——强化科技支撑，突出科技创新。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安徽省林业局林长制工作处处长张新法建议，鼓励涉农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设立研发机构，加强特色、珍稀苗木种质资源的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优质种质资源库和育种平台，加快优良苗木品种的驯化和选育，促进产业提档升级。

　　——放开资本市场，提倡共建共享。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造林与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王朝晖表示，解决资本问题必须突出多元化，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现在是资本需要出路，放开了，不愁没有资本。”湖南省林业局副局长吴剑波说，绿色发展的本质是共享，政府不能卡着权力不放，需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做好引导工作。

　　——绿色发展必须守住生态红线。原全国森林城市评审专家组成员吴泽明表示，生态红线是绿色发展的底线，类似林地占补平衡是有效化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矛盾的途径，但必须严格实行占一补一、先补后占的工作机制，确保森林覆盖率、林木蓄积量双增长。（记者　杨丁淼　林超　周勉　田建川）

市民在河北廊坊霸州南孟镇的林间骑行

 　　三个不均衡影响全民“享绿”

　　创建森林城市是城市转型发展的新方式。半月谈记者在闽、皖、粤、湘等地采访看到，各地积极推进“林中有城、城中有林”的城市布局，群众亲近自然的渠道快速增加，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享受森林城市建设带来的生态福利。但同时，一些地方也存在政府热、民间冷，“硬件”快、“软件”慢，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现象。

　　绿色元素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各地通过森林城市创建，逐步拉近百姓和“绿色资源”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不仅百姓生活从“赏绿”升级成“享绿”，还进一步激发大众“爱绿”“护绿”心理，绿色元素开始全面走进百姓日常生活。

　　城市和自然有机结合，部分地方“林城一体”目标初步实现。几年前，福建省福州市的飞凤山无人管理，长满野生植物，山体周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和荒地。如今，记者在这里看到，飞凤山开辟了绕山绿道，原来的荒地被改造为主题公园，每天吸引大量市民在此锻炼或休闲。在福州市区内，已改造或正在规划改造的山体达58座。

　　福州市园林中心总工程师林诚说，森林城市通过空中栈道、公园串联等方式，盘活了城市及周边大量闲置的自然资源，山水不再“只可远观”，而“可以进入”，一改过去“城就是城、林就是林”的城市绿化通病，市民们从“赏绿”变为“享绿”，开始真正享受生态文明。

　　居民业余生活逐渐向健康、绿色的生态休闲方式转变。安徽省池州市举办了多届全国绿色运动会，池州市杏花村每年还举办杏花节等活动，竞走、插秧、亲子游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参与。

　　在福建省三明市，绿道建成后立即成为广大市民的聚集地;许多单位申请利用绿道开展生态文明学习、野生动物保护、绿色马拉松等各类活动。三明市市民庄丽说：“每到周末，原来的活动就是打牌、吃饭，现在会约亲友们一起到绿道锻炼。”

　　社会共建生态文明意识提高。湖南郴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李群伟告诉记者，“创森”期间，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和参与，不少企业和市民踊跃捐资植树造林，有时候一次捐赠会的捐款数额就达上千万元，“生态文明建设已深入人心”。

　　三个“不均衡”成“创森”短板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为了能够尽快评上“国家森林城市”，在“创森”过程中更多注重完成纸面上的“硬标准”，造成三个不均衡现象。

　　一是政府和民间重视程度不均衡。一些地方在创建森林城市过程中存在“政府热、民间冷”现象。比如，有关部门发起认种林地、共建森林等活动，民众参与度却很低;还有一些城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绿化，但民众常有损毁标识牌、折枝、摘果等破坏行为。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高级工程师胡羡聪说，政府在积极实施增绿、提高森林质量的同时，宜通过多种形式倡导引领，把居民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融入森林城市创建过程中。

　　二是“硬件”和“软件”发展不均衡。森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但森林文化建设和宣传较弱。一些城市绿道虽建得好看，但功能单一，错失向公众宣传生态文明的良好机会，并且对古树名木的重视和保护十分欠缺。福州市园林局原高级工程师徐炜说，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记忆、乡愁的羁绊、文化的承载，保护古树名木是保护生态文化的重要方式，也是世界发展潮流。“但目前各地重视程度不足，在我们这一代损失了许多古树名木。某些乡村前几年还有900多棵古树，现在都看不到了，消亡速度之快令人惋惜。”

　　三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群众追求绿色生活的需求是不分区域的。”胡羡聪说，一些城市绿色分布不均，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某一区，人口密度大的区域森林资源反而少，需求矛盾突出。漳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何水东说，在偏远和贫困地区，由于乡镇财政弱、劳动力少等多种原因，森林城市建设相对落后，“贫富不均导致生态获益不均”。

　　均衡发展：确保“全民共享绿色成果”

　　基层干群认为，森林城市建设是回应百姓期待、实现绿色小康的重要途径，宜在当前实践的基础上稳妥推进，同时注意补齐短板、协调发展，促使“绿色”真正成为百姓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内在属性。

　　创建森林城市不仅要埋头苦干，更要加强宣传。可通过网络投票、摄影展、诗词书画展等形式引导百姓成为森林城市的创建者。还可利用信息技术，打造智慧公园、数字公园，让市民可以用手机等终端设备了解森林、热爱森林。

　　注重“森林+文化”，把生态文明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森林城市建设。福建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庄晨辉说，“创森”过程中，可充分挖掘和融入当地历史人文和竹、茶、花等森林文化，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古树名木保护、义务植树等为载体，充分发挥森林城市在文化传承、科普教育等方面的作用。福建省漳州市在规划绿道时，将古厝建成绿道的小驿站，形成“森林+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外出游子回来，看到古树还在，古厝还在，就能留住乡愁。”

　　重视森林资源的全域供给，缩小区域间享受森林资源的差距。胡羡聪说，在土地资源紧张的地区，可对闲置地、边角地等进行“见缝插绿”改造，创建小型绿化增量区。（记者　林超　田建川　杨丁淼　周勉）

广东省东莞市岐江水岸绿化

 　　行政界限不能“割断”生态关联

　　随着我国大型城市群的发展，环境承载力不足、生态碎片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国家森林城市群的建设，被视为破解区域生态安全风险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期间，我国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六大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而建设森林城市群，应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从国家层面重视规划设计、政策保障和资金投入等。

　　用森林城市群打造“环境共同体”

　　目前，我国已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型城市群，但一些城市的连片无序开发，导致生态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部分城市群地区硬化土地集中连片发展、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造成区域性森林湿地生态空间受到挤压，城市热岛效应日益突出。

　　城市群不仅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概念，还是一个环境共同体。传统的一个城市单打独斗开展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模式，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区域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碎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等问题。

　　近几年，城市群地区面临的雾霾、河流污染等问题表明，各个城市的行政界限，不应割断生态关联。

　　“迫切需要通过协同共建、共治以强化城市间的生态联系，发挥森林城市群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广东省林业局巡视员林俊钦说，珠三角城市群在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快速扩张中，面临着生态安全的挑战：自然生态破碎化严重，生态孤岛增多；城镇密集区集中连片发展，城市间绿化隔离带和河流生态廊道等被侵占；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森林城市群建设概念。

　　2016年，原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珠三角地区为“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示范区”。广东省林业局局长陈俊光说，打造珠三角森林城市群就是依托山脉、水系等大尺度生态空间，一体化推进珠三角全域自然生态修复，恢复山水林田自然生态关系，促进区域生态整体协调发展。

　　“森林城市群”不是“群森林城市”

　　根据2017年出台的《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2016-2025年）》，珠三角地区将构建“两屏、三网、九核、多点”空间布局，实行陆海统筹、河海相连、山水结合、城市共建，建设大循环绿色生态水网，增强生态廊道的连通性。林俊钦说，建设森林城市群就是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森林城市群’不是‘群森林城市’，它更强调整体连接、互融互通和共建共享。”林俊钦解释，与森林城市“个体”不同，“群”是为了恢复生态廊道的连通性。未来要打通城市间的生态联系，从空间大尺度上进行全域对接。

　　东莞市林业局总工程师徐正球表示，打造森林城市群要打破行政区域分割，一体化规划森林绿地体系和绿色生态水网，谋求区域生态效益最大化。例如东莞和广州，要加强跨界水污染治理，把断裂的绿色廊道修补连通。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六大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认为，在建设战略上应“面向大尺度、找准大问题、构建大系统、实施大战略和创新大机制”，重点建设城市接合部的森林缓冲区、污染防控区的成片森林湿地，恢复并打通被挤占隔断的骨干森林生态廊道等。

　　政策协调　加强顶层设计

　　森林城市群建设，是我国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没有先例可循，应在政策保障、技术研究、资金投入等方面予以重视和支持。

　　——政策协调，建立区域联动机制。林俊钦说，按行政界限管理和实施的生态建设，易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破碎化，要突破用地、资金的行政界限。相比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森林城市群建设，沟通协调难度更大。跨省市的区域生态建设必然会牺牲局部利益，需要国家层面的规划设计、资金投入和政策保障。

　　——找准问题，确定技术指标。王成认为，应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通过GIS技术分析区域生态系统建设中生态廊道缺失、生态空间分布不均等问题。加强技术研究，确定建设森林城市群的面积、宽度、密度、风貌等一系列技术标准，如城市之间森林湿地缓冲区的面积最小多大才能满足分割居住区的功能要求，依托自然山脉、河流水系建设的骨干生态廊道至少要多宽才能满足动物迁徙和通道要求等。

　　——隔离缓冲城市连片发展，减少生态系统破碎。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利用城市间尚存的自然森林、湿地，通过扩大现有生态空间、建设成片的森林湿地来隔离缓冲，防止城市连片发展。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城市群，未来要加强城市之间的森林隔离区规划建设。依托自然山脉、水系，通过恢复拓宽、补缺造林，建设区域性贯通的骨干生态廊道，建设具有“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景观格局”的理想城市群森林湿地生态系统。（记者　田建川　周勉　杨丁淼　林超）

　　评论：城市“变绿”，更要在心中“播绿”

　　从2004年至今，我国森林城市建设从最初一项行业评选活动，上升到如今的生态文明建设高度，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抓手。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不仅要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对绿水青山的严格保护，更要在人们心中“播绿”，让绿色居住、绿色消费、绿色出行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森林城市建设是实现该目标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近几年，我国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城市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除了经济文化、区域合作外，兼具延续性、立体性和稳定性的生态系统，成为联结城市之间关系的纽带。森林城市建设可以协调好不同区域主体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分配和享用环境资源、分担环境责任、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森林城市建设将进一步挖掘生态文明建设的潜能。“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的理念，将最大限度地把城市建设成一个有机的近自然系统，城市本身包含在山水林田湖草这个生命共同体中。森林城市将在拓展区域发展空间、强化城市群内部有机联系和扩大生态产品供给等方面大有可为。

　　全国各地创建森林城市热情高涨，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持续增多。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对森林城市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片面强调森林覆盖率、过分追求景观功能、忽略生态价值、人为将城市与乡村对立等问题。对此，既要允许各地依资源禀赋在森林城市建设中求同存异，也要严格约束“绿色政绩观”，让森林城市建设不因发展定位、市政规划和主政者变化等因素被割裂打乱，一以贯之地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